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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古以来，中国文学就同音乐的关系如胶似漆，不可分割。文人大多喜欢音乐，有的还能创作音乐作品。只是，到了现在，文人大多不会创作音乐作品了，是为可惜。

在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总集《诗经》里面，很多诗歌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，只是流传过程中丢失了曲谱，只留下了文字。说明文字的生命力比起音乐要长久得多，而音乐本身有着雅乐与俗乐的区别，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，让文人们各取所需。有喜欢高雅的，有喜欢粗俗的，有喜欢朝堂之上的音乐，有喜欢市井中的音乐，不能强求一致。不过，文人大多喜欢朝堂之上的雅乐，不太喜欢民间音乐。当然，也不能说得太绝对。《诗经》中就有不少音乐属于俗乐，并非那么高雅。而汉乐府机关成立之后，里面的乐官主动搜集民间诗歌，整理成《乐府诗集》，就能合乐歌唱了。《乐府诗集》里收录的大多都是清新古朴的民间诗歌，而不是高雅的诗歌。

虽然古代老百姓大多不识字，没文化，也不能欣赏诗歌，但文人可以欣赏，还可以写词，配曲，创作独立的曲子等，传承文学，也传承音乐文化。唐诗宋词中的很多作品都可以合乐歌唱，有雅的也有俗的，甚至连皇帝都写诗，唐玄宗还主编了《霓裳羽衣曲》，文人模仿乐府诗的风格，写了很多可以歌唱的乐府诗。李白的《春思》就是乐府诗，可以合乐歌唱。沈佺期的《独不见》也是乐府诗，也可以入乐歌唱。到了元代，民族压迫比较严重，人们只能借助散曲来消遣。不过，散曲的创作功力一点都不比诗词低级。如果说“词为艳科”，比较清浅浮艳，那么元曲就是纯粹为了唱出来而写作一些词，音乐性更强，也更让人着迷。关汉卿的《窦娥冤》，马致远的《汉宫秋》，白朴的《梧桐雨》等都有故事情节，也都有词和音乐的美感，流传比较广泛。他们本身就是文人，不但能写诗作词，写文章，而且还能写作整部散曲，品味并不算低。

到了明清时期，词调音乐已经名存实亡。有新兴起来的“曲”，而且一度繁荣普及到连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之徒都能哼唱几声的地步，然而康雍乾三代大兴“文字狱”之后，抑制了文人创作的自由。据《集成曲谱》一书记载，“乾、嘉而后，考据之学日进，作传奇者日尠……道、咸以降，文人绝口不谈此事。”到了光、宣年间，知道昆曲唱法的文人也不多了。可见，封建统治力量对于文学和音乐的打击力度是非常大的，文人为了自保，只能钻进考据之学，皓首穷经，雕章摘句，却不堪大用。

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，话剧社团已经兴起，梁启超的《饮冰室合集》里有一篇《从军乐》，用民间小调《梳妆台》的谱填上了新词。它是戊戌政变之后为清留东洋学生演的一部六幕通俗剧作的插曲。李叔同谱写了《送别》，胡适却主张“废曲用白”，或许他并不喜欢音乐，甚至根本不懂音乐吧。刘半农懂音乐，深明乐理，从海外带回来一把小提琴，送给他弟弟刘天华，还翻译了一册《海外名歌选》。他测定过清宫古乐器的音高，在《四声实验录》中讲了同汉语声调相关的乐理。他同疑古的钱玄同讨论了怎样革新填词的问题，还考虑到用皮黄调这只“旧瓶”装新诗的“酒”，主张不妨来写“调寄西皮某板”的新诗。丰子恺编订了《中文名歌五十曲》。林语堂能弹扬琴，创造社的陶晶孙不仅喜欢弹琴，而且还写乐评文字。写《荷塘月色》的朱自清也喜欢音乐，在欧洲游历期间，购买唱片、听音乐，能够欣赏高雅的音乐。在他的文章《中国歌谣》中论及诗与乐的关系。还有徐志摩的《海韵》，赵元任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，刘大白的《卖布谣》等，都算是早期的新诗作品，其中赵元任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流传比较广泛，甚至一度成为音乐系的表演曲目。朱自清听了赵元任谱曲歌唱之后，深有感触，说道：“得多有赵先生这样的人，多有这样的乐谱与唱奏。这种新乐曲即使暂时不能像皮黄一般普及于民众，但普及于新生社会和知识阶级是并不难的。那时新诗便有了音乐的基础，它的价值也便渐渐确定，成为文学正体了。”

自古以来，一些文人就喜欢音乐，还创制了一些曲子。只是，到了现在，文人大多喜欢听音乐，却并不会创作音乐作品。或许，真的如胡适所说，“废曲用白”，用白话文创作久了，就忘掉了音乐的曲律，也忘掉了平仄。古诗词讲究平仄，讲究音乐性，而现在的小说和散文都用了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白话文，根本没有语句的平仄，就更不讲究音乐美了。文人即便写出了歌词，也没人给谱曲，要是自己谱曲基本上不能流传，要是找人谱曲，就要花钱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都走向了市场，也都被资本操控，当然，也就难出精品了。

不过，作为文人还是应该懂一点音乐知识，写一些音乐作品的，只为了自娱自乐也是好的，当然更能提升自身的品味，也能让作品语言更具备音乐和谐之美，更具备流传的可能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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